第九十四章 清醒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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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在重建汉朝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
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
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
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
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刘秀为了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下诏度田，
刘秀还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
使“度田“取得了成功。与“度田“措施相一致，
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
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
“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
因此，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东汉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
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
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
平均赋税徭役负担，刘秀于建武十五年（39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
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
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
刘秀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汲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
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予东汉以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
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遣使者下郡国，
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贼便解散了。
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
“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
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
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
度田也成为东汉的定制。因各项政策措施地实行，
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
从而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建国后，刘秀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
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
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
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刘秀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
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
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
同时，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
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
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刘秀重用文人贤士，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
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
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
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
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
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
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
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
载乘2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刘秀以图谶兴，其在用人、庙祀、封禅诸事中以谶决之。
但刘秀对谶纬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知，用谶颇为理性，
终围绕社会现实政治的需要，有选择、有条件地利用，
其用谶的范围也往往不涉及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实务。
光武用谶的政治目的是为了通过统一图谶，
官定出一套服务于刘氏皇权的神学理论，
并严格限制图谶的“新作”、“新解”。
刘秀祭祀天地活动，既依凭“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创设。
郊祀制度的构建方面，重在洛阳南郊坛形制。
说明东汉的郊祀制度既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产物，
又是向传统礼经回归的结果。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
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
刘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
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
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
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
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光武帝时期，在东汉实力占据优势地位的形势下，
东汉与南匈奴达成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构筑起汉匈关系的一个新模式。东汉建立之初，历经战乱，
人口大量减少，光武帝忙于统一大业，无暇顾及匈奴。
反观匈奴，在单于舆的领导下，趁着两汉之际的乱局，
恢复了对西域和邻近少数民族如乌桓的统治，趋向兴盛。
形势的不同使得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姿态。
单于舆把自己比作冒顿，骄傲自大，蛮横无理，而光武帝只能忍让，
“待之如初”，愿意与匈奴恢复和亲关系。
此后，双方的发展走向不同的道路。东汉方面，
建武十二年（36年）灭蜀之后，天下统一，政治趋向稳定；
匈奴方面，贵族之间为争夺单于之位发生内乱：
先是本应嗣位的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被单于舆杀害，
然后是右薁鞬日逐王比因受猜忌而被监视，萌生归附东汉之意。
建武二十二年（46年），连续的自然灾害如干旱、蝗灾和瘟疫袭击了匈奴，
严重损耗了其人力和畜力。面对内争和天灾，单于舆和比分别向东汉示好，
但提出的要求大相径庭：舆是“遣使诣渔阳求和亲”，
比是遣使“诣西河太守求内附”。和亲意味着匈奴与东汉具有对等地位，
内附则表明匈奴放弃政治独立性。即使如此，光武帝没有立即答应比的请求，
直到建武二十四年（48年）比再次请求通好时，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
主张依据“孝宣故事”来接纳。光武帝采纳了耿国的建议，
于是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匈奴由此南、北分裂。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
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
刘秀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
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光武帝初立，莎车国王康带领莎车周围的民族一起抗拒匈奴，
而且还“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
建武五年（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按照惯例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
西域大都尉，让莎车国王代为管理西域五十五国。建武九年（33年），
莎车国王康去世，光武帝谥康为宣成王。立康的弟弟贤为莎车国王，
其后贤攻破拘弥国、西夜国，杀死了拘弥国和西夜国的国王，
在没有得到朝廷同意的情况下立其兄康的两个儿子为拘弥、西夜王。
这是莎车国的扩张行为，由于东汉王朝的势力还没有进入西域，
所以也就默认了莎车国的扩张行为。建武十四年（38年），
莎车国王贤与鄯善国王安一并派遣使者到洛阳朝贡，东汉王朝认可了这种政治关系。
建武十七年（40年），莎车国王贤再次派遣使者朝贡奉献，请求设置西域都护。
光武帝认为事情重大，便询问大司空窦融，窦融认为，
“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
光武帝于是“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
对此，敦煌太守裴遵进言说：“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
光武帝又听从了裴遵的话，下诏书收回了赐给莎车国王贤的都护印绶，
“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莎车国王贤不肯交出都护印绶，
虽然最后迫于压力还是交出都护印绶，但是莎车国王贤由此开始与朝廷产生矛盾，
仍然称自己是朝廷封的大都护。此后，莎车国王贤越来越骄横，
要求西北边疆的各个民族向莎车缴纳赋税，还多次进攻龟兹诸国，
由此引发了西北边疆的不稳定，同时也损害了朝廷的政治形象。
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鄯善、车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
刘秀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
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郡徼外蛮里张游内附汉朝，
光武帝封为归汉里君。翌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
至十六年，交址郡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造反，攻击郡城。
九真、日南、合浦的少数民族都纷纷响应，攻陷六十五城，自立为王。
交址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帝乃诏长沙、合浦、交址具车船，
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建武十八年（42年），
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
翌年夏四月平定叛乱，斩征侧、征贰等，其余都投降，
将其渠帅三百余口迁徙到零陵。
光武帝在位时，武陵蛮强盛。建武二十三年（47年），
武陵蛮精夫（酋长）相单程等据其险隘，骚扰郡县。
光武帝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
乘船溯沅水入武溪讨伐武陵蛮，全军覆没。
建武二十四年（48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光武帝派遣谒者李嵩、
中山太守马成讨伐，不能消灭。翌年春，光武帝又遣伏波将军马援、
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率兵至临沅，击破相单程，相单程投降，
东汉在当地设置吏司，武陵蛮问题遂告解决。
光武帝平定公孙述后，亦开始经营西南夷地区。
他封保境安民的益州郡太守文齐为镇远将军、成义侯，承认邛都夷人长贵的邛谷王、
越巂太守的地位。对于少数民族叛乱则予以镇压，
如建武十八年（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
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光武帝于翌年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
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讨伐，建武二十年（44年）
与栋蚕等连战数月，全部击破。翌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
平定云南地区，同时刘尚又派兵诛杀了企图借劳军为名毒杀他的长贵，
迁徙其家属于成都。建武二十七年（51年），
哀牢王贤栗等率部众向越巂太守郑鸿投降，请求内属。
光武帝封贤栗等为君长。从此哀牢每年都来朝贡。
对东、北少数民族
建武年间，东夷各族都来东汉朝贡觐见。建武二十五年（49年），
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帝给予丰厚回报，于是每年都有使者朝贡。
王莽时，贬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导致东北边疆不安。
光武帝即位后，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帝复其王号。
建武二十三年（47年）冬，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郡内属。
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句骊侵扰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
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抚，于是又归顺汉朝。
另一方面，光武帝废除了控制沃沮的乐浪东部都尉，
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后沃沮臣属句骊。
光武帝初年，乌桓与匈奴联合骚扰边境，代郡以东尤被其害。
建武二十一年（45年），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攻击乌桓，
未能成功。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内乱，乌桓趁机击破匈奴，
光武帝就向乌桓赠送布帛。建武二十五年（49年），
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归顺东汉，光武帝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
乌桓或愿留宿卫，封其渠帅81人为侯王君长，都居于塞内，负责招抚乌桓部落，
并为东汉侦察情报，协助攻击匈奴、鲜卑。
后光武帝依据司徒掾班彪的建议，恢复设置护乌桓校尉。
另一方面，鲜卑也在光武帝初年与匈奴、乌桓骚扰北部边境。
建武二十一年（45年），鲜卑与匈奴入侵辽东，被祭肜击破，
全军覆没，由此畏惧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鲜卑开始遣使朝贡东汉，
后鲜卑都护偏何协助汉朝击溃北匈奴，得到赏赐。
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种人来到洛阳朝贺，
正式归顺汉朝。光武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
早在汉朝时期，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奉贡朝贺了。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
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
刘秀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见日本使者的帝王。
建武中元二年（57年），刘秀接见倭国使者，使者表示愿为汉臣藩。
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并向倭人“赐以印绶”之事。
使者又求汉皇赐封，刘秀又赐其为“倭奴王”。
当时，日本想借着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
因此举国大喜。1784年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
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
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
便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刘秀所赐印章。
该金印被认为是刘秀授予当时日本倭奴国主作为藩属国的认证。
而刘秀之所以赐给委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
说明汉朝对于委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广言之，
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
刘秀在重建汉朝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
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
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另外，
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
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
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刘秀为了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年龄，下诏度田，
刘秀还严厉打击“度田“不实的官员，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
使“度田“取得了成功。与“度田“措施相一致，
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
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权“。
“度田“事件后，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
因此，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
东汉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
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
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
平均赋税徭役负担，刘秀于建武十五年（39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
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
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
刘秀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汲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
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予东汉以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
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遣使者下郡国，
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贼便解散了。
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
“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
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
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
度田也成为东汉的定制。因各项政策措施地实行，
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
从而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建国后，刘秀在洛阳修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
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
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
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刘秀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
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
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
同时，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
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
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刘秀重用文人贤士，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
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
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
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
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
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
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
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
载乘2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刘秀以图谶兴，其在用人、庙祀、封禅诸事中以谶决之。
但刘秀对谶纬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知，用谶颇为理性，
终围绕社会现实政治的需要，有选择、有条件地利用，
其用谶的范围也往往不涉及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实务。
光武用谶的政治目的是为了通过统一图谶，
官定出一套服务于刘氏皇权的神学理论，
并严格限制图谶的“新作”、“新解”。
刘秀祭祀天地活动，既依凭“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创设。
郊祀制度的构建方面，重在洛阳南郊坛形制。
说明东汉的郊祀制度既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产物，
又是向传统礼经回归的结果。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
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
刘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
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
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
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
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
光武帝时期，在东汉实力占据优势地位的形势下，
东汉与南匈奴达成协议，明确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构筑起汉匈关系的一个新模式。东汉建立之初，历经战乱，
人口大量减少，光武帝忙于统一大业，无暇顾及匈奴。
反观匈奴，在单于舆的领导下，趁着两汉之际的乱局，
恢复了对西域和邻近少数民族如乌桓的统治，趋向兴盛。
形势的不同使得双方在交往过程中采取不同的姿态。
单于舆把自己比作冒顿，骄傲自大，蛮横无理，而光武帝只能忍让，
“待之如初”，愿意与匈奴恢复和亲关系。
此后，双方的发展走向不同的道路。东汉方面，
建武十二年（36年）灭蜀之后，天下统一，政治趋向稳定；
匈奴方面，贵族之间为争夺单于之位发生内乱：
先是本应嗣位的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师被单于舆杀害，
然后是右薁鞬日逐王比因受猜忌而被监视，萌生归附东汉之意。
建武二十二年（46年），连续的自然灾害如干旱、蝗灾和瘟疫袭击了匈奴，
严重损耗了其人力和畜力。面对内争和天灾，单于舆和比分别向东汉示好，
但提出的要求大相径庭：舆是“遣使诣渔阳求和亲”，
比是遣使“诣西河太守求内附”。和亲意味着匈奴与东汉具有对等地位，
内附则表明匈奴放弃政治独立性。即使如此，光武帝没有立即答应比的请求，
直到建武二十四年（48年）比再次请求通好时，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
主张依据“孝宣故事”来接纳。光武帝采纳了耿国的建议，
于是比自立为呼韩邪单于，匈奴由此南、北分裂。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
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
刘秀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
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光武帝初立，莎车国王康带领莎车周围的民族一起抗拒匈奴，
而且还“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檄书河西，问中国动静，自陈思慕汉家”。
建武五年（29年），河西大将军窦融按照惯例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
西域大都尉，让莎车国王代为管理西域五十五国。建武九年（33年），
莎车国王康去世，光武帝谥康为宣成王。立康的弟弟贤为莎车国王，
其后贤攻破拘弥国、西夜国，杀死了拘弥国和西夜国的国王，
在没有得到朝廷同意的情况下立其兄康的两个儿子为拘弥、西夜王。
这是莎车国的扩张行为，由于东汉王朝的势力还没有进入西域，
所以也就默认了莎车国的扩张行为。建武十四年（38年），
莎车国王贤与鄯善国王安一并派遣使者到洛阳朝贡，东汉王朝认可了这种政治关系。
建武十七年（40年），莎车国王贤再次派遣使者朝贡奉献，请求设置西域都护。
光武帝认为事情重大，便询问大司空窦融，窦融认为，
“贤父子兄弟相约事汉，款诚又至，宜加号位以镇安之”。
光武帝于是“因其使，赐贤西域都护印绶，及车旗黄金锦绣”。
对此，敦煌太守裴遵进言说：“夷狄不可假以大权，又令诸国失望。”
光武帝又听从了裴遵的话，下诏书收回了赐给莎车国王贤的都护印绶，
“更赐贤以汉大将军印绶”。莎车国王贤不肯交出都护印绶，
虽然最后迫于压力还是交出都护印绶，但是莎车国王贤由此开始与朝廷产生矛盾，
仍然称自己是朝廷封的大都护。此后，莎车国王贤越来越骄横，
要求西北边疆的各个民族向莎车缴纳赋税，还多次进攻龟兹诸国，
由此引发了西北边疆的不稳定，同时也损害了朝廷的政治形象。
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鄯善、车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
刘秀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
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郡徼外蛮里张游内附汉朝，
光武帝封为归汉里君。翌年，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白菟。
至十六年，交址郡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造反，攻击郡城。
九真、日南、合浦的少数民族都纷纷响应，攻陷六十五城，自立为王。
交址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光武帝乃诏长沙、合浦、交址具车船，
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建武十八年（42年），
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
翌年夏四月平定叛乱，斩征侧、征贰等，其余都投降，
将其渠帅三百余口迁徙到零陵。
光武帝在位时，武陵蛮强盛。建武二十三年（47年），
武陵蛮精夫（酋长）相单程等据其险隘，骚扰郡县。
光武帝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
乘船溯沅水入武溪讨伐武陵蛮，全军覆没。
建武二十四年（48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光武帝派遣谒者李嵩、
中山太守马成讨伐，不能消灭。翌年春，光武帝又遣伏波将军马援、
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率兵至临沅，击破相单程，相单程投降，
东汉在当地设置吏司，武陵蛮问题遂告解决。
光武帝平定公孙述后，亦开始经营西南夷地区。
他封保境安民的益州郡太守文齐为镇远将军、成义侯，承认邛都夷人长贵的邛谷王、
越巂太守的地位。对于少数民族叛乱则予以镇压，
如建武十八年（42年），夷渠帅栋蚕与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
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光武帝于翌年派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
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讨伐，建武二十年（44年）
与栋蚕等连战数月，全部击破。翌年正月，追至不韦，斩栋蚕帅，
平定云南地区，同时刘尚又派兵诛杀了企图借劳军为名毒杀他的长贵，
迁徙其家属于成都。建武二十七年（51年），
哀牢王贤栗等率部众向越巂太守郑鸿投降，请求内属。
光武帝封贤栗等为君长。从此哀牢每年都来朝贡。
对东、北少数民族
建武年间，东夷各族都来东汉朝贡觐见。建武二十五年（49年），
夫余王遣使奉贡，光武帝给予丰厚回报，于是每年都有使者朝贡。
王莽时，贬高句骊王为下句骊侯，导致东北边疆不安。
光武帝即位后，高句骊遣使朝贡，光武帝复其王号。
建武二十三年（47年）冬，句骊蚕支落大加戴升等万余口诣乐浪郡内属。
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句骊侵扰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
辽东太守祭肜以恩信招抚，于是又归顺汉朝。
另一方面，光武帝废除了控制沃沮的乐浪东部都尉，
封其渠帅为沃沮侯，后沃沮臣属句骊。
光武帝初年，乌桓与匈奴联合骚扰边境，代郡以东尤被其害。
建武二十一年（45年），光武帝派遣伏波将军马援将三千骑出五阮关攻击乌桓，
未能成功。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内乱，乌桓趁机击破匈奴，
光武帝就向乌桓赠送布帛。建武二十五年（49年），
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归顺东汉，光武帝乃命大会劳飨，赐以珍宝。
乌桓或愿留宿卫，封其渠帅81人为侯王君长，都居于塞内，负责招抚乌桓部落，
并为东汉侦察情报，协助攻击匈奴、鲜卑。
后光武帝依据司徒掾班彪的建议，恢复设置护乌桓校尉。
另一方面，鲜卑也在光武帝初年与匈奴、乌桓骚扰北部边境。
建武二十一年（45年），鲜卑与匈奴入侵辽东，被祭肜击破，
全军覆没，由此畏惧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鲜卑开始遣使朝贡东汉，
后鲜卑都护偏何协助汉朝击溃北匈奴，得到赏赐。
建武三十年（54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等率种人来到洛阳朝贺，
正式归顺汉朝。光武帝封于仇贲为王，满头为侯。
早在汉朝时期，日本列岛已经有国家向中国奉贡朝贺了。
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最早对日本作出具体记载的是《三国志·魏书》的《倭人传》。
该传认为在中国汉朝时，倭国已开始遣使交通，“汉时有朝见者”。
刘秀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见日本使者的帝王。
建武中元二年（57年），刘秀接见倭国使者，使者表示愿为汉臣藩。
求汉皇赐名，汉以其人矮，遂赐“倭国”。并向倭人“赐以印绶”之事。
使者又求汉皇赐封，刘秀又赐其为“倭奴王”。
当时，日本想借着臣属于汉王朝树立自己权位和王位。
因此举国大喜。1784年在日本九州地区福冈县的志贺岛上，
一个名叫甚兵卫的农民发现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国汉朝时期的金印。
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三行五个字的金印，
便是中国《后汉书》里记载的刘秀所赐印章。
该金印被认为是刘秀授予当时日本倭奴国主作为藩属国的认证。
而刘秀之所以赐给委奴国王蛇钮金印，以诸侯王的规格相待，
说明汉朝对于委奴国遣使的高度重视，广言之，
也就是对于与日本列岛交往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