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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留国大陆大局已定，平定乱局由狄云和江荀他们操心，治理由谢尚礼负责安排，已经不是问题。
大云正在热火朝天的抓经济建设，铁路、公路、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拖林富户络绎不绝，鲤岛和太乙山基地、二龙山基地、墨家河基地都逐渐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州郡扩展，红星会合基地都成为技术集成中心、科研中心、教学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全国各州郡、县都根据各自的特点，都开展了特色产业，整个大云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而红星会各分舵和下属企业则牢牢掌握着全世界的经济命脉，大云的经济核心产业都由红星会掌控。
农业、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等蓬勃发展，以各州郡为中心，形成了大中型城市群，大云百姓梦寐以求的生活，就在眼前了！大云朝从上到下，从庙堂到乡野，所有人都充满了梦想和动力。
御史林烝因为学识渊博，被京城大学聘任为校长，向林九星提出辞去御史大夫一职。经过李林以及三公的推荐，寒门出身的范仲石从御史衙门中被推举出来，接替林烝，掌管监督、弹劾百官和吏员的职责。
范仲石出身寒门，但是早年投奔原丞相欧阳春晓，最终被欧阳丞相看中，将他的小女儿欧阳靖许配给范仲石，范仲石从此平步青云。范仲石虽然出身寒门，但是，他却是非常敌视寒门出身的学子和官员，他认为这些人都自带小农劣根性，当然，他也不否认自己就带着这种劣根性。他认为人要有理想，要大公无私，要为生民立命，所以他从来不管家乡父母兄弟姐妹的生活，他觉得自己的薪水养活自己一家人都不容易，再接济老家的人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妻子在她丈人的暗中嘱咐下，经常安排人给范仲石家人送钱送物，以让他们家人保持体面生活。
范仲石上任后，走访了大量的士农工商各界人士，得出了一个结论，当下，大云各阶层官员伏败严重，需要一次强力反伏，以提高衙门的运转效率。
由此，各级衙门大量官员被打入大牢，等候侦讯，许多相关联的商人则被当作不法分子抓了起来。一时之间，人人自危，衙门人员躺平，商人和工厂磨洋工，整个大云政通人和的局面一下子被冰封，仿佛整个社会放了慢动作片。所有人都在等待厘清那些事情该干哪些不应该干，都在等明确规定。
红星会是作为一个组织出现的，脱离在大云权力之外，所以没有受到波及。因此，供应各部队的军备没有受到影响。不过，其他各州生产的被服等物品却因为生产受阻，出现长期拖延交货现象。大多数官员和商人出现躺平摆烂现象，公事公办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想尽办法不办，干多毛病多，不干没毛病，反正吃喝还没成问题。人们都理直气壮的不干事，有的地方修的路修到一半，因为技术问题出现分歧，于是停下工程，意见分歧的双方开始了无休止的吵闹，工程彻底荒废，还有的厂子建设到一半，没几个人上工了，管理人员管管，就被告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各地御史衙门办事处倒是效率高，把人弄走调查，于是没人干活，职工乐的不上工还拿钱。最后发展到关卡层层，既不拿好处也不干事，都在踹破锅。特别是驻守在极寒之地的边军出现冻伤冻死事故后，引起了林九星的注意。于是，丞相、司徒、司空、大将军、御史大夫等内阁成员被召集起来，开会商议对策。
李林认为，大量抓捕官员和商人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很多官员反映到了他那儿，他认为做的过火了，司徒等人也认同李林的意见。而范仲石却不这样认为，他这阵风光无限，大量的官员都私底下偷偷找他拉关系，他正无比惬意，大量官员甚至不去管李林的意见，也先找他请教。而他反而认为是匡扶正义。特别是人们都说，丞相管官吏晋升，而御史大夫管把官员拉下马，现在出现宁愿不晋升不当官，也要保证别被御史找上门。而御史吏员也则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拿着放大镜四处寻找。
于是，内阁出现了争吵，林九星也分辨不出对错，最后，还是司空大人提出召集参议员们集体讨论，因为参议员们是选举出来的，代表了各方势力，按照国师以前的说法，各方势力争取自身势力的私，最后平衡成就国家的公。而为保证参议员们敢辩论，大云决定无论参议员们在会议厅发表任何言论，不以言论定罪。
于是，大云第一次参议员会议决定一月后召开，各方势力开始游说自己一方选出的参议员代表，将自己的观点阐明。这种议事制度，好处是不会出偏差，但是效率是真的低，估计没个三四个月也辩论不出个结果。
就在这时，以前一个县令被抓的事引起了高层和参议员们的注意。这个县令是青州州郡的松山县令令狐路，令狐路一辈子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干事，因为没有世家和高层的推荐，从基层一步步上来，快要到辞官归故里的时候了，遇到了墨鲤和红星会横空出世，掀起了经济发展的高潮。令狐路本就是干吏，只是没赶上好的时代。最近几年，令狐路的思路正好与红星会的做法相符，他带领县衙的主要人员和县里的商人一趟趟跑红星会，跑鲤岛，跑京城各部，取经争项目搞合作，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经济。原先县里的几个小商人在他的支持下，纷纷建厂子搞项目，招人发展，经济越来越好，县里的财政收入大增，百姓生活越来越好，原来饿死人冻死人的事件一去不复见了。令狐路感到自己这辈子值了。他的年龄一到，就辞职回到故里，真正是两袖清风。
但是，令狐路的儿子令狐田自从几年前到京城游学，见识了新知识和新经济，就不愿回到老家，留在了京城，准备留在京城发展。后来，令狐田在工部下属的一个部门找到了一个工作，不过，薪水不是很多，自己就租房住。
这天，令狐田走在街上，突然遇到了来自松山县的几个商人，都是他父亲当县令时扶持起来的企业家王旭、李鸿雁和马嘉祺，令狐田请他们吃了个饭，聊起情况，几个商人决定凑钱给令狐田买套房子，令狐田坚决不要，但是，王旭等人偷偷把宅子买了下来，待他们走了后，委托一个京城朋友把地契给令狐田送去，令狐田想退回去，因为他们已经回去，就只好留了下来。
就这样，令狐田在买的宅子里住了下来，可惜，他的一个同事在到过他家后，发现他居然住了一个大宅子，打听原因，令狐田也是实在人，就把宅子的前因后果说了，没想到，这个同事犯了红眼病，一个反手举报到了御史衙门。
御史衙门的人立即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展开了调查，事实很清楚，几个商人也承认是他们集资送的房子，不过，没有告知令狐路，因为令狐路已经辞官回到老家一年多了，松山县和令狐路老家间隔六百多里，通信和见个面都很费事，而且王旭等人坚定认为，他们不是为了送好处给令狐路，况且他已经辞官一年多，他们这样做，就是报恩，没有令狐路，就没有松山县的兴盛，就没有他们这些商人的崛起。当兴奋的御史衙门办事人员找到令狐路时，令狐路还很费解，不明白什么事。被带到京城一处御史衙门关押犯事官员的院落，等和令狐田见面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围绕令狐路父子的案子，参议员们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逐渐统一意见，像这种情况不能作为令狐路贪伏处理。为此，范仲石到参议院接受了质询，质询中，范仲石被参议员们批的哑口无言。
针对这次大讨论，林九星通知内阁，让他们征求一下国师墨鲤和的意见。于是，就有了墨鲤的“社会进步论”这一篇专门写给朝堂和参议员们的信：
社会进步的的结果，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可以知道的是，能让老百姓生活好的根本是制度的优劣，而不是仅靠官员的清廉。在一个好的制度下，老百姓仅凭利己之心，就完全有能力创造出足够的财富，过上好日子。老百姓的最低要求是吃饱肚子，最高要求也是过上好日子。
所以对老百姓真正有利的，是一个能够允许追求自我利益、保障公平竞争、自由交易的制度环境，至于官员是否足够清廉，实际上影响不了太多老百姓的生活，也并非决定因素。
由此可见，腐败与否，并非老百姓生活富裕的最重要指标，一个促进经济公平发展的制度政策才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指标。在错误的制度政策下，既使官员再清廉，老百姓也是饿肚子过不上好日子。比如某个时间被自然灾害背了锅的几年时间，其实是丰收的，官员也无比清廉，但百姓饿死者众多。
从古代史上来看，反伏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一种目的。
一是缓解底层民众不满情绪。因为仇官仇富是底层极左民粹群体的一向特点和主张。底层群体往往会把自身的不如意归咎于社会不公，他们历来被野心家操纵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时，总会被诸如“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之类的口号引领，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口号莫过于“均贫富、等贵贱”，时时刻刻想着通过杀富济贫就可以实现自身富裕，他们永远都以为货币等于劳动价值。
每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寻找一个宣泄的口子，以平复社会沸腾的情绪。但是古代王朝如果光凭外患来转移民众注意力，容易调子起高了下不来台，或者篓子捅大了出现不可控的局面。这个时候，贪官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借爱卿项上人头一用”，只需随便找个理由，砍了贪官的脑袋化解了民怨，抄了贪官的家财充盈了国库，重新安插了自己的小弟上位，可谓一石多鸟。
而在世家出身的官员掌权期间，以打击贪伏的名义有选择性的、系统性的打击平民草根出身的官员，虽然他们有诸多理论，但是他们的真实的目的在于这样做的两个好处，第一排除了异已，让世家大族子弟得以上位掌控朝政，结党营私想永远控制朝政。二是容易获得底层老百姓的鼓掌喝彩，因为底层老百姓从来都是看不懂、听不懂、读不懂的，他们根本不懂世家出身官员反的压根不是什么伏败，而是平民草根寒门子弟。
所以在后世的历史书上，对世家子弟主导的打击伏败定性评价是党同伐异，正是因为历史学家们看穿了世家的真正目的。
伏败当然有坏的一面，而且在一个正常制度政策占主流的社会里，伏败必然弊大于利，会显着破坏经济公平发展，造成老百姓穷困潦倒生活水平的下降，同样也是不得人心的，这种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
全面来看过度的伏败蔓延，必然会侵蚀社会肌体，就有必要进行合理的反伏败压制。严厉打击的是破坏经济公平发展环境、阻碍社会改革发展的伏败行为，尤其是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环境的伏败，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伏败问题相对严重一些，客观上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为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对立矛盾。
审视过去，启迪未来，以史为鉴，可知兴衰，综合来看，破坏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妨碍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向上动力的伏败，就是最大的伏败。预防伏败最主要的是制度和程序以及权力的分设，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平，而公平是可以通过程序和理念达到的。这些大云已经有了非常完备的一揽子办法，所以纠错也容易，不会造成过大的损失。当社会的公平、平等、自由、竞争形成潮流，甚至形成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信仰时，再加上社会生产力发达、财富丰足，伏败就成为所有人不屑为之的社会潮流，而不是人人痛恨伏败，当自己有机会时更加伏败的情况了。
墨鲤的信在朝野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在百姓大量失业，官员无辜遭到灾殃，经济遭受重创，已经引起朝野的质疑和否定情况下，引起了人们的理论大讨论。
范仲石引咎辞职，御史衙门被赋予严格的程序执法，并每一个案件都要按级别和属地接受当地参议院质询后才能启动。这样能保证任何权力不会任性，不会因人而变。
大辩论持续了半年之久，辩论了大量发生的案例，形成了丰富的案例法，作为各地以后参照执行的汇编。
经济又回到了正轨上，但也使经济出现了一年多的时间倒退，人们的思想也不似以前那样活跃。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因为一个人的缘故，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失，特别是火烧起来容易，用水浇灭，再升起火来就困难的多了。必须设计权力制约制度，防止任何人任何部门一权独大，缺失制约。经过这次动荡造成的社会伤痛，已经成为朝野的警惕，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
马留国大陆大局已定，平定乱局由狄云和江荀他们操心，治理由谢尚礼负责安排，已经不是问题。
大云正在热火朝天的抓经济建设，铁路、公路、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拖林富户络绎不绝，鲤岛和太乙山基地、二龙山基地、墨家河基地都逐渐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州郡扩展，红星会合基地都成为技术集成中心、科研中心、教学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全国各州郡、县都根据各自的特点，都开展了特色产业，整个大云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而红星会各分舵和下属企业则牢牢掌握着全世界的经济命脉，大云的经济核心产业都由红星会掌控。
农业、工业的发展，带动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等蓬勃发展，以各州郡为中心，形成了大中型城市群，大云百姓梦寐以求的生活，就在眼前了！大云朝从上到下，从庙堂到乡野，所有人都充满了梦想和动力。
御史林烝因为学识渊博，被京城大学聘任为校长，向林九星提出辞去御史大夫一职。经过李林以及三公的推荐，寒门出身的范仲石从御史衙门中被推举出来，接替林烝，掌管监督、弹劾百官和吏员的职责。
范仲石出身寒门，但是早年投奔原丞相欧阳春晓，最终被欧阳丞相看中，将他的小女儿欧阳靖许配给范仲石，范仲石从此平步青云。范仲石虽然出身寒门，但是，他却是非常敌视寒门出身的学子和官员，他认为这些人都自带小农劣根性，当然，他也不否认自己就带着这种劣根性。他认为人要有理想，要大公无私，要为生民立命，所以他从来不管家乡父母兄弟姐妹的生活，他觉得自己的薪水养活自己一家人都不容易，再接济老家的人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妻子在她丈人的暗中嘱咐下，经常安排人给范仲石家人送钱送物，以让他们家人保持体面生活。
范仲石上任后，走访了大量的士农工商各界人士，得出了一个结论，当下，大云各阶层官员伏败严重，需要一次强力反伏，以提高衙门的运转效率。
由此，各级衙门大量官员被打入大牢，等候侦讯，许多相关联的商人则被当作不法分子抓了起来。一时之间，人人自危，衙门人员躺平，商人和工厂磨洋工，整个大云政通人和的局面一下子被冰封，仿佛整个社会放了慢动作片。所有人都在等待厘清那些事情该干哪些不应该干，都在等明确规定。
红星会是作为一个组织出现的，脱离在大云权力之外，所以没有受到波及。因此，供应各部队的军备没有受到影响。不过，其他各州生产的被服等物品却因为生产受阻，出现长期拖延交货现象。大多数官员和商人出现躺平摆烂现象，公事公办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想尽办法不办，干多毛病多，不干没毛病，反正吃喝还没成问题。人们都理直气壮的不干事，有的地方修的路修到一半，因为技术问题出现分歧，于是停下工程，意见分歧的双方开始了无休止的吵闹，工程彻底荒废，还有的厂子建设到一半，没几个人上工了，管理人员管管，就被告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各地御史衙门办事处倒是效率高，把人弄走调查，于是没人干活，职工乐的不上工还拿钱。最后发展到关卡层层，既不拿好处也不干事，都在踹破锅。特别是驻守在极寒之地的边军出现冻伤冻死事故后，引起了林九星的注意。于是，丞相、司徒、司空、大将军、御史大夫等内阁成员被召集起来，开会商议对策。
李林认为，大量抓捕官员和商人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很多官员反映到了他那儿，他认为做的过火了，司徒等人也认同李林的意见。而范仲石却不这样认为，他这阵风光无限，大量的官员都私底下偷偷找他拉关系，他正无比惬意，大量官员甚至不去管李林的意见，也先找他请教。而他反而认为是匡扶正义。特别是人们都说，丞相管官吏晋升，而御史大夫管把官员拉下马，现在出现宁愿不晋升不当官，也要保证别被御史找上门。而御史吏员也则像打了兴奋剂一样，拿着放大镜四处寻找。
于是，内阁出现了争吵，林九星也分辨不出对错，最后，还是司空大人提出召集参议员们集体讨论，因为参议员们是选举出来的，代表了各方势力，按照国师以前的说法，各方势力争取自身势力的私，最后平衡成就国家的公。而为保证参议员们敢辩论，大云决定无论参议员们在会议厅发表任何言论，不以言论定罪。
于是，大云第一次参议员会议决定一月后召开，各方势力开始游说自己一方选出的参议员代表，将自己的观点阐明。这种议事制度，好处是不会出偏差，但是效率是真的低，估计没个三四个月也辩论不出个结果。
就在这时，以前一个县令被抓的事引起了高层和参议员们的注意。这个县令是青州州郡的松山县令令狐路，令狐路一辈子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干事，因为没有世家和高层的推荐，从基层一步步上来，快要到辞官归故里的时候了，遇到了墨鲤和红星会横空出世，掀起了经济发展的高潮。令狐路本就是干吏，只是没赶上好的时代。最近几年，令狐路的思路正好与红星会的做法相符，他带领县衙的主要人员和县里的商人一趟趟跑红星会，跑鲤岛，跑京城各部，取经争项目搞合作，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发展经济。原先县里的几个小商人在他的支持下，纷纷建厂子搞项目，招人发展，经济越来越好，县里的财政收入大增，百姓生活越来越好，原来饿死人冻死人的事件一去不复见了。令狐路感到自己这辈子值了。他的年龄一到，就辞职回到故里，真正是两袖清风。
但是，令狐路的儿子令狐田自从几年前到京城游学，见识了新知识和新经济，就不愿回到老家，留在了京城，准备留在京城发展。后来，令狐田在工部下属的一个部门找到了一个工作，不过，薪水不是很多，自己就租房住。
这天，令狐田走在街上，突然遇到了来自松山县的几个商人，都是他父亲当县令时扶持起来的企业家王旭、李鸿雁和马嘉祺，令狐田请他们吃了个饭，聊起情况，几个商人决定凑钱给令狐田买套房子，令狐田坚决不要，但是，王旭等人偷偷把宅子买了下来，待他们走了后，委托一个京城朋友把地契给令狐田送去，令狐田想退回去，因为他们已经回去，就只好留了下来。
就这样，令狐田在买的宅子里住了下来，可惜，他的一个同事在到过他家后，发现他居然住了一个大宅子，打听原因，令狐田也是实在人，就把宅子的前因后果说了，没想到，这个同事犯了红眼病，一个反手举报到了御史衙门。
御史衙门的人立即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展开了调查，事实很清楚，几个商人也承认是他们集资送的房子，不过，没有告知令狐路，因为令狐路已经辞官回到老家一年多了，松山县和令狐路老家间隔六百多里，通信和见个面都很费事，而且王旭等人坚定认为，他们不是为了送好处给令狐路，况且他已经辞官一年多，他们这样做，就是报恩，没有令狐路，就没有松山县的兴盛，就没有他们这些商人的崛起。当兴奋的御史衙门办事人员找到令狐路时，令狐路还很费解，不明白什么事。被带到京城一处御史衙门关押犯事官员的院落，等和令狐田见面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围绕令狐路父子的案子，参议员们展开了激烈辩论，最后逐渐统一意见，像这种情况不能作为令狐路贪伏处理。为此，范仲石到参议院接受了质询，质询中，范仲石被参议员们批的哑口无言。
针对这次大讨论，林九星通知内阁，让他们征求一下国师墨鲤和的意见。于是，就有了墨鲤的“社会进步论”这一篇专门写给朝堂和参议员们的信：
社会进步的的结果，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可以知道的是，能让老百姓生活好的根本是制度的优劣，而不是仅靠官员的清廉。在一个好的制度下，老百姓仅凭利己之心，就完全有能力创造出足够的财富，过上好日子。老百姓的最低要求是吃饱肚子，最高要求也是过上好日子。
所以对老百姓真正有利的，是一个能够允许追求自我利益、保障公平竞争、自由交易的制度环境，至于官员是否足够清廉，实际上影响不了太多老百姓的生活，也并非决定因素。
由此可见，腐败与否，并非老百姓生活富裕的最重要指标，一个促进经济公平发展的制度政策才是最重要最核心的指标。在错误的制度政策下，既使官员再清廉，老百姓也是饿肚子过不上好日子。比如某个时间被自然灾害背了锅的几年时间，其实是丰收的，官员也无比清廉，但百姓饿死者众多。
从古代史上来看，反伏的目的是多种多样的，并非只有一种目的。
一是缓解底层民众不满情绪。因为仇官仇富是底层极左民粹群体的一向特点和主张。底层群体往往会把自身的不如意归咎于社会不公，他们历来被野心家操纵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时，总会被诸如“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之类的口号引领，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口号莫过于“均贫富、等贵贱”，时时刻刻想着通过杀富济贫就可以实现自身富裕，他们永远都以为货币等于劳动价值。
每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寻找一个宣泄的口子，以平复社会沸腾的情绪。但是古代王朝如果光凭外患来转移民众注意力，容易调子起高了下不来台，或者篓子捅大了出现不可控的局面。这个时候，贪官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借爱卿项上人头一用”，只需随便找个理由，砍了贪官的脑袋化解了民怨，抄了贪官的家财充盈了国库，重新安插了自己的小弟上位，可谓一石多鸟。
而在世家出身的官员掌权期间，以打击贪伏的名义有选择性的、系统性的打击平民草根出身的官员，虽然他们有诸多理论，但是他们的真实的目的在于这样做的两个好处，第一排除了异已，让世家大族子弟得以上位掌控朝政，结党营私想永远控制朝政。二是容易获得底层老百姓的鼓掌喝彩，因为底层老百姓从来都是看不懂、听不懂、读不懂的，他们根本不懂世家出身官员反的压根不是什么伏败，而是平民草根寒门子弟。
所以在后世的历史书上，对世家子弟主导的打击伏败定性评价是党同伐异，正是因为历史学家们看穿了世家的真正目的。
伏败当然有坏的一面，而且在一个正常制度政策占主流的社会里，伏败必然弊大于利，会显着破坏经济公平发展，造成老百姓穷困潦倒生活水平的下降，同样也是不得人心的，这种例子历史上比比皆是。
全面来看过度的伏败蔓延，必然会侵蚀社会肌体，就有必要进行合理的反伏败压制。严厉打击的是破坏经济公平发展环境、阻碍社会改革发展的伏败行为，尤其是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经济自由公平竞争环境的伏败，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随着经济的发展伏败问题相对严重一些，客观上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为此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对立矛盾。
审视过去，启迪未来，以史为鉴，可知兴衰，综合来看，破坏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妨碍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向上动力的伏败，就是最大的伏败。预防伏败最主要的是制度和程序以及权力的分设，最大限度的保证公平，而公平是可以通过程序和理念达到的。这些大云已经有了非常完备的一揽子办法，所以纠错也容易，不会造成过大的损失。当社会的公平、平等、自由、竞争形成潮流，甚至形成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信仰时，再加上社会生产力发达、财富丰足，伏败就成为所有人不屑为之的社会潮流，而不是人人痛恨伏败，当自己有机会时更加伏败的情况了。
墨鲤的信在朝野引起巨大反响，特别是在百姓大量失业，官员无辜遭到灾殃，经济遭受重创，已经引起朝野的质疑和否定情况下，引起了人们的理论大讨论。
范仲石引咎辞职，御史衙门被赋予严格的程序执法，并每一个案件都要按级别和属地接受当地参议院质询后才能启动。这样能保证任何权力不会任性，不会因人而变。
大辩论持续了半年之久，辩论了大量发生的案例，形成了丰富的案例法，作为各地以后参照执行的汇编。
经济又回到了正轨上，但也使经济出现了一年多的时间倒退，人们的思想也不似以前那样活跃。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因为一个人的缘故，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损失，特别是火烧起来容易，用水浇灭，再升起火来就困难的多了。必须设计权力制约制度，防止任何人任何部门一权独大，缺失制约。经过这次动荡造成的社会伤痛，已经成为朝野的警惕，防止此类事件发生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