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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文姬相貌美丽,又有着才女的名头,

    现在还寡居在家,林睿当然是有着十足的兴趣的。

    林睿也很好奇,让曹贼都能一直念念不忘的蔡文姬,

    究竟有着什么与众不同的风情,让曹贼一直将她,

    当成心目中的那抹白月光,十多年都难以忘怀。

    想到蔡邕是个大书法家,林睿便临摹了几副后世的书法字帖,

    然后让徐庶送到了蔡邕那里,果然,蔡邕得到字帖后,如获至宝,

    答应了林睿让他带着女儿来卧龙村的邀请。

    蔡邕当然知道林睿是在打什么鬼主意,他已经和女儿蔡文姬说好了,

    如果林睿想用强的话,那他们父女俩就共赴黄泉。

    好在林睿没有那么不堪,他和蔡邕的见面还算融洽,

    而且他知道蔡邕不太喜欢饮宴,便只在第一次见面时简单招待了蔡邕一番,

    剩下的时间,都让蔡邕自由活动,潜心研究林睿给他的字帖。

    汉代人喜欢喝酒,不论男女,不论阶层,都是如此,

    社会上弥漫着浓浓的好酒之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酒桌文化。

    饮酒时要豪饮,即要一饮而尽,在酒桌上还要学会跳舞,

    跳舞还得按照一定的流程跳。否则,参加聚会不但交不上朋友,还可能丢掉性命。

    有人唱歌要钱,有人唱歌要命。回到遥远的汉代,在酒桌上不唱歌不一定会没命,

    但不跳舞却真能招来杀身之祸。这样奇葩的酒桌文化是怎么回事呢?

    汉代人喜欢喝酒。所谓“百礼之会,非酒不行”,酒在汉代有“嘉会之好”的美誉。

    一年到头,不论什么季节,不管喜事愁事,

    对汉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

    汉代有钱人沉溺于饮酒而不能自拔,渴望终日“坐上客常满,尊中酒不空”。

    因为家中储备的酒太多,长时间喝不完,最后酒都变味了,

    不得不扔掉,“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

    一般百姓也会在待客、节日、婚嫁时置办酒席,尽情畅饮。

    比如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在给友人的信中就这样写到: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

    不少人还因为喝得酩酊大醉而耽误农耕,变得游手好闲,

    “析酲什半,弃事相随,虑无乏日”。

    汉代社会风气开放,男女可以同席饮酒。西汉初年,刘邦回到家乡宴请父老,

    当地妇女也在受邀之列,与男子在酒宴上“乐饮极欢”。

    女子还可以应邀到男子家作客饮酒。比如英布的爱姬曾到相熟的男性医家赴宴,

    东汉巴郡宋迁之母也到邻居阿奴家饮酒。在一些家庭举办的宴会上,女性也可作陪。

    比如成帝时,京兆尹孙宝在家中频繁设宴招待故吏侯文,孙妻亦要作陪应酬。

    汉代人相信祭祀可以得福,因此经常举办一些祭祀活动,这当中也少不了酒。

    比如社日当天,人们先在里社中搭建好棚屋或供台,

    准备好社牲、社酒,虔诚地祭祀社神。祭神结束后,前来参加社祭的人,

    不分男女老幼,就地宴饮,共享祭品,气氛欢乐,

    非常热闹。如《荆楚岁时记》云:“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牲醪,为屋于树下,

    先祭神,然后飨其胙。”在社日宴饮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即便是战乱时期依然如此。

    比如东汉末年社会动荡,董卓出任相国,纵兵抢掠,

    阳城百姓照常在里社祭祀宴饮,一些人因此被杀或俘虏。

    饮酒常常代表着欢乐,而丧葬意味着痛苦。《庄子·渔夫》所云:

    “饮酒则欢乐,处丧则悲哀。”一般情况下,酒不会出现在葬礼上。

    但自从西汉中期社会出现了厚葬风气,以酒肉招待宾朋也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其后,还要置办一些娱乐活动如歌舞百戏等,《盐铁论·散不足》云:

    “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则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

    到东汉时,在丧礼上“飨牛作倡”仍很普遍。

    有句广告词是这样说的:“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呦。”限于工艺,

    汉代的酒度数不高,但大量饮酒同样也会导致很多问题,

    比如引起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影响社会治安等,

    因此,汉代不少有识之士提出应该控制饮酒。可是如同《易林·坎之》所云:

    “酒为欢伯,除忧来乐。”酒深受社会各阶层欢迎,根本无法控制,

    饮酒之风弥漫于整个汉代社会,并形成了一系列酒桌文化。

    现代人有一套酒桌文化,讲究座次,讲究饮酒礼仪,汉代人同样如此,甚至更加重视。

    对汉代人来说,在酒桌上绝不能跌份,不然轻则引起矛盾,重则会有杀身之祸。

    汉代人喜欢豪饮,酒桌上通行的做法是在饮酒时“要引满举白”,

    也就是一饮而尽。敬酒时,如果对方不让倒满酒杯或者不一饮而尽,

    则被看作轻视敬酒人,往往引发冲突。比如汉武帝的舅舅、官居丞相的田蚡结婚,

    窦婴、灌夫等人前来庆贺。灌夫、田蚡二人原有一些过节,起初希望借婚宴和解,

    但在酒席上,灌夫给田蚡敬酒,田蚡既不让灌夫给自己倒满酒,也不肯一饮而尽,

    这让本就脾气暴躁、容易借酒使性的灌夫积攒了一波怒气,婚宴气氛变得尴尬。

    之后,灌夫又给临汝侯灌贤敬酒,灌贤因为忙着和长乐宫卫尉程不识耳语,

    没有看到灌夫,也没有避席伏地,从而彻底惹怒了灌夫。所谓“避席伏地”,

    也是一种酒桌礼仪,就是地位低的人在地位高的人敬酒时,

    要离开自己的席位伏于地上,以表尊重。灌夫正为田蚡不给自己面子而窝了一肚子火,

    又看到作为晚辈的灌贤竟然也不给自己面子,情绪彻底失控,大骂灌贤。

    田蚡明白灌夫这是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存心让自己难堪,下令把灌夫囚禁起来,

    并四处派人搜集他的罪证。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传到了太后耳中,

    在太后的威压下,灌夫被安上大不敬的罪名,依律被斩,灌氏全族亦不得善终,

    正好应了那句在灌夫老家流传的童谣:“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

    汉代人喜欢舞蹈,在酒桌上也少不了用以助兴的舞蹈。在汉代贵族和富人的宴席上,

    除了舞女的表演外,还有宾主双方的即兴歌舞,也就是“自起舞”。

    自起舞有固定程序:一般是主人先于席间起舞,舞毕后,

    再邀请一位客人起舞,客人舞毕后,再邀请另一位客人,如此循环衔接。

    在自起舞环节,所有宾客都要参加舞蹈,并且对舞姿还有要求,

    也就是舞蹈中必须有身体旋转的动作。在宴会上不舞或是舞而不转,

    都是失礼行为,不仅破坏酒桌氛围,同样也会引发或者激化矛盾。

    据《后汉书·蔡邕传》记载,东汉末年,蔡邕遇赦,自五原还乡。

    当地太守王智因素来仰慕蔡邕才华,特意为蔡邕践行。酒酣耳热之际,

    “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此举令王智感到颜面扫地,当众大骂蔡邕。

    王智仗着自己的兄长是中常侍王甫,便趁机诬告蔡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

    蔡邕不敢回家,只好远遁江海,流亡吴地。就因为在酒桌上没起身跳舞,

    就被人逼的流亡异地,有家都不敢回,蔡邕估计也很郁闷。

    没办法,当时的酒桌文化就是这样。

    放眼古代中国,汉代的酒桌文化也算是相当奇特了。

    假如穿越到汉代,要想参加社交聚会可真不容易,一不小心可能就没命了。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汉代社交达人,除了在酒桌上谨言慎行,

    给足宾主双方面子外,更重要的是还要学的一身好“舞”艺。

    毕竟舞蹈在汉代是一种社交必备技能,不会跳或跳不好,

    不能转圈圈,不能按照标准流程来,会让宴会冷场,

    更有可能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为了安全起见,酒就喝起来,舞要跳起来!

    清高是中国文人独一无二的特征,而不为三斗米而折腰则是中国文人的气节。

    作为东汉一代旷世奇才的蔡邕(彼时名望远在初出茅庐的曹操、刘备之上),

    在那个人妖颠倒的朝代,得到过董卓的特殊待遇,

    在天下纷乱的年代拥有一处安静之地可埋头着述,为中国的古文化做了大大的贡献。

    故在董卓被杀,王允当政时,他感于董卓的知遇之恩,

    而在闹市之中当街抚董卓尸体而大哭。最后,被王允冠上董卓逆贼余党而死在监狱之中。

    虽未能践行中国文人的清高和未坚持不为三斗米而折腰的气节,

    但蔡邕却以命来当街哭祭董卓,以死来报董卓的知遇之恩,

    还世人最真实的士君子之内心世界。

    《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对堂弟蔡谷说:“董公性刚而遂非,终难济也。

    吾欲东奔兖州,若道远难达,且遁逃山东以待之,何如?”

    谷曰:“君状异恒人,每行观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难乎?”

    邕乃止。这是蔡邕蔡谷两兄弟的一段对话。

    这段对话大概意思是我看董卓这家伙迟早会出事,不如我们到兖州去吧;

    如果兵荒马乱到不了兖州,那我们就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待时机吧。

    蔡谷却说:你长得太特别、太出众了,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平常人,只要你一上街,

    马上就会有人出来围观。所以,我们想要躲藏起来,是很难的啊。

    蔡邕觉得弟弟说得有道理,于是就打消了逃亡的念头。

    从这段言语,可以看出以蔡邕为代表中国古代文人,

    特别是学而优则仕的士人所想所为。具体如下。

    首先,蔡邕具有一定的见识和洞察力。

    蔡邕并不是那种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想续成汉史的书呆子,

    还算是有见地的文人,能及早看到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董卓的真面目。

    董卓不仅刚愎自用且烂泥扶不上墙,听不进过多的意见和建议,

    还不顾及皇室尊严、群臣脸面和百姓需求,

    干出数不胜数还都是人神共愤的丑事恶事脏事。董卓出事是迟早的事,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然而种种不遂人愿的天命使然,

    蔡邕只能将自己仅有的那一丝对董卓的可怜幻想继续维持下去,

    只能利用董卓对自己的尊重及信任,向董卓多灌输些中肯的意见,

    以便为天下苍生多谋些福祉;

    接着,蔡邕具有一定的想法和行动力。

    董卓对于蔡邕而言,爱恨交替并存的复杂感情。

    董卓的知遇礼遇尊重信任对多年流亡在外,有家不能回,

    有国不能投且生活在困顿和失意之中的蔡邕而言,顿时燃起熊熊的希望之火。

    正如1400多年后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所分析的那样,

    董卓干脆地除掉了宦官集团的势力,让深受宦官之苦的蔡邕几乎把董卓当成知己了。

    而董卓却又干些祸国殃民的丑事恶事出来,让蔡邕不知所措,

    在逃避和另觅明主的途径行不通的情况下,

    只能想尽办法尽力去弥补董卓的所谓错误,以发挥自己的积极影响。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蔡邕具有深深的为民和忠君力。

    蔡邕虽是文人,却是忠君爱民之士人,其追随乱国贼臣董卓从洛阳到长安,

    不是为了高官厚禄,更不是为了徒有虚名的高阳乡侯,

    而是在追随傀儡为帝的汉献帝。蔡邕虽不能帮汉献帝摆脱被董卓任意摆布的命运,

    但毕竟可凭借董卓对蔡邕的尊重信任,规劝引导董卓尊重汉室,善待臣民。

    蔡邕的悲剧在于对董卓极其复杂的感情,即有知遇之感恩又有恨铁不成钢的绝望。

    但蔡邕却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跟随董卓一直向前,

    也正是这种复杂的感情将蔡邕推向人生的不归之路。

    蔡邕,本是东汉一个才德双馨的旷世逸才,本无趣政治,

    却为政治遭害,实令后人叹惜。

    蔡邕之所以以悲剧收场,是因为董卓的知遇,

    自已的愚忠,王允的忌才三者“联手”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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